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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align=center][align=center][size=3][color=#999999][font=宋体]作者：鲍建南[/font][/color][color=#999999][font=Times New Roman] [/font][/color][color=#999999][font=宋体]文章来源：《天地方圆》[/font][/color][color=#999999][font=Times New Roman] 25 [/font][/color][color=#999999][font=宋体]期[/font][/color][/size][/align][/align][size=3]
[/size][color=#999999][b][font=黑体][size=15pt][color=#000000]“彭年壶”“彭年石瓢”在紫砂壶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 [/color][/size][/font][/b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由于历史的原因，“彭年壶”，“彭年石瓢”没能在紫砂壶史上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，却被误为“曼生壶”、“子冶石瓢”。且以讹传讹，被张冠李戴到今天。翻开权威的典籍：《中国美术辞典》、《江苏省志陶瓷工业志》、《宜兴县志》、《丁蜀镇志》等，均在以讹传讹。至于报刊杂志上研究崇杨“曼生壶”、“子冶石瓢”的文章，更是连篇累牍，称其为“里程碑”、“高峰”、“前所未有”等等、等等。究其原因无非：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 一、曼生为官，嘉庆十八年（ 1812 ）官溧阳县宰三年，为地方官直接推动紫砂业发展的第一人。据《丁蜀镇志》记载：“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关心民间工艺的官吏，便将这些紫砂壶取名为‘曼生壶'”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二、曼生为镌刻书法名家，不可否认，名人效应，古今相同，因此“寻常泥人之品，每壶只二百四十文”，而经过曼生及其幕僚门客“加工者价三倍” 。“壶随字贵”，“曼生壶”亦因此而传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 三、“彭年石瓢”的镌铭刻画，署名主要为“曼生”、“曼公作瓢壶”、“子冶自制”、“石楳制”等。底款盖款也大多为“阿曼陀室”、“曼生”、“壶公冶父”、“宜圆”、“石楳监造”等，而仅在把稍下有一小印为“彭年”，或在壶盖上镌铭“彭年”小方章。一般人习惯以印款认定作者，误为曼生，子冶制壶也就不足为奇。“曼生壶”实“彭年壶”也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四、曼生手画“十八式”，“彭年石瓢”即列为“十八式”之一，遂有“曼生设计，彭年制壶”之说，谓之“曼生壶”也成了当然之事。但历史事实证明，彭年设计、彭年手制、盖曼生章款、曼生订壶不能掩盖“彭年壶”之真相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五、“彭年壶”，“彭年石瓢”中常见有“一千七百”、“二千二百”、“四千六百”之“曼生”镌铭的数字，给人带来曼生制壶，数量多多的错觉。但揭开真相，俱为彭年制壶矣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以笔者之见，以上五条，就是把“彭年壶”讹传为“曼生壶”的原因。对这五条，浅析如下：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（一）、陈鸿寿（曼生）为宜兴邻县溧阳县父母官，嗜爱砂壶，推崇紫砂，影响深远，后人纪念，是很大荣誉，但绝不能以当官的与艺人合作，就以此官位权谋来命名艺术品，以官与民地位观用来以曼生替代彭年，掩盖事实、篡改历史，不能以此来否认“彭年壶”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（二）、“壶随字贵”、“价随市升”、“砂壶到了陈曼生手里确实起了很大变化，” 名人效应，文人效应，陈鸿寿定制之壶，或藏、或玩、或赠（当然也有人“抄卖”）。但历史考证不能商业化，艺术创作如有他人合作就不能以名人一人之名命名，这是普通常识，文人名人的参与，不能抹杀名工巧匠的艺术创造，更不能抹去民间艺人之名。文人书画是高雅艺术，民间工艺是雕虫小技，这种历史唯心观点是错误的。以商品观念来否认杨彭年或“彭年壶”，是不妥当的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（三）从铭款、印款、传器来看，只能作为“曼生”、“子冶”等定壶的标识，不能讲花钱定了壶，刻上题款，镌上定壶者印款，便认定该壶是定壶人制的，而不提制壶人，这是后人认识上的误区。在这里并有讲曼生有意不提彭年的意思，而是我们今天对紫砂研究时不要忘掉真正制作者的壶艺之名。人们习惯于以印款认定作者，不能错怪，这是彭年时代特有的现象。这里应弄清紫砂镌铭和制作茶壶完全是两码事。紫砂壶上的镌铭只是紫砂壶上装饰数十种装饰手法中的一种，早在时大彬、陈鸣远时即已风行。“彭年石瓢”上镌铭刻画的陶刻艺人到底是谁？是曼生、子冶“定制茶壶，并亲自挥毫，再由紫砂艺人精心镌刻。” 还是像“清末民初，如吴昌硕、任伯年、吴公寿、蔡元培、于右任等只局限于成品的装饰。” “彭年石瓢”上陶刻艺人是否为彭年这至今还是一个谜。以彭年的文化素养、修为功底，和大彬、鸣远一样由人写之、画之，再由彭年刻之是极有可能的事，这一推测，当需进一步考证探究的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（四）曼生“手画、设计”“十八式”之说是一种传言，而事实是，据《江苏省志》二十三卷《陶瓷工业志》记载：所谓“十八式”的首式《石瓢》壶形，就不是曼生“手画设计”，而是由尤蔭首用“苏轼石瓢”图向紫砂艺人定制，扬彭年定型，演进、发展。早在曼生官溧阳前，杨彭年就已为名工，创作设计“款式各异”、“善于配泥”、“始復手捏法”，“十八式”中的一些砂壶款式也早就问世。“杨生彭年作铭壶二十种，小迂（汪鸿）为之图，频迦（郭麐）曼生为之著铭如右。” “彭年壶”为彭年设计并创作，创作年限为（ 1796-1840 ）年间，“款式各异” ，由此可见一斑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（五）“曼生”镌铭常见数字“一千七百”、“二千二百”、“四千六百”等数量多多，传器又非伪作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，这只能算曼生戏谑之语，此论当否，可作探讨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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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综上所述，不能以官与民的等级观，文人与艺人的地位观，“壶随字贵”、“名人效应”的名人观，艺术与工艺的分界观，以及花钱定制，印款、铭款、传闻等错觉观，以此来否定“彭年壶”，这是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貌。但陈鸿寿（曼生）对推动紫砂装饰发展，功不可没，短短时间，风行一时。子冶继之，世人同珍，是对紫砂的一大贡献。 [/color][/size][/font]
[font=宋体][size=14pt][color=#000000]“曼生壶”、“子冶石瓢”是历史上唯此一例的错位，也是壶史中出现的唯一的张冠李戴的现象。杨彭年所创制的“彭年壶”、“彭年石瓢”，以它独有的材质美、造型美、工艺技法美、装饰美、内涵美，近二百年来长盛不衰，并继续影响壶界，应该与历史上以名字命名的“供春壶”、“大彬壶”、“鸣远壶”一样，永载史册，发扬光大！[/color][/size][/font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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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7-7-27 10:43
